本課程將以「憲法解釋與社會變遷」為主題，以大法官所作憲法解釋為研究對象，探討憲法解釋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法律人往往認為憲法解釋具有維護憲法作為國家最高規範並保障人民權利的功能，但實際上我國大法官所作的憲法解釋是否真能達成法律人所期待的這些功能？而這些規範上的功能與社會期待大法官所扮演的功能又有何不同？台灣不少人權或社會改革團體希望能透過訴訟或聲請釋憲來達到促進社會改革與人權進展的目的，這樣的推動方式是否真能成功？我們究竟是否能透過憲法解釋來達到社會改革、促進社會變遷的目的？相關的條件、限制或變數可能為何？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透過憲法訴訟來達到社會改革的觀念與實踐，最活絡的可以說是美國。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作成「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被認為是「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NAACP)以「社會改革訴訟」(cause-lawyering)策略促成非裔美國人人權保障的先例，也是美國最高法院積極介入社會改革的指標性案例。女權運動在性別平等議題、尤其墮胎權，也採取司法訴訟作為權利爭取的管道之一。近年來，同志平權議題也頻頻在不同層級的法院出現。本課程在學期初將先討論美國這些社會改革訴訟的實踐，作為修課同學後續探討我國大法官解釋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基礎。其後則將焦點放在我國大法官解釋與社會改革、社會變遷的關係，由修課同學分組，選擇特定社會改革議題或大法官解釋進行報告，對此議題或解釋背後主導的社會改革團體、律師或法學者的角色、以及大法官解釋回應社會改革的程度等，進行分析與批判。